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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朗斯通的因果报应说能让活佛无奈，范美忠的反道德之虚伪，则令圣贤唏嘘。
此二人，遭世人唾弃，但，他们原本虔诚。
七十余年前，中国改朝换代，转世尚为少年的第十四代达赖喇嘛恰逢其时，也即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风波，随后开始了活佛的海外流亡生涯。当下，川灾惊世，法无国界，佛心向善，与中国当局水火难容的达赖喇嘛主动提出入川救灾，这一举措，当与政治无关，且担负着假慈悲之猜疑，而实属佛之法度，有无量慈悲。作为达赖喇嘛的虔诚支持者，沙朗斯通为此不禁感动流泪，只是在这一念虔诚之下，竟说出了四川地震是上天为西藏所安排的报应。这一念虔诚，轻忽了近十万人的性命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苦难。这份虔诚，让活佛如何感应？
古往今来，以基督为名发起战争者，以真主为名屠戮异己者，以佛祖为名大开杀戒者，不乏虔诚之辈。只是这份虔诚，与其说是崇敬神明，不如说是被热血冲昏了头脑，以神圣之名，逞一时之快。
宗教普世，亦为人世所反噬，本如同“阳光普照亦为万物所反光”一般自然。只是，虔诚者恰是背叛者，足令佛亦无奈。
社会道德规范在中国，当首推儒家，孔孟之道，潜移默化，至今影响着中国主流社会舆论的指向。
圣贤所传之道，皆出自圣贤人生之旅，其身体力行，而后，有所参悟，而后，有所传达。圣贤之道，即圣贤人生的经验与教训。换言之，以圣贤之身行圣贤之道，亦举步维艰，难免参差。而后人难用人心揣测圣贤，封圣立贤，视其为本然，咬文嚼字，以其为标杆，殊不知其中艰苦。这，便加强了世人崇尚道德却无力恪守的尴尬。这，便产生了让世人虚伪的契机。这，也就让反道德之虚伪者获得了充分的口实。
道德之反人性处，昭然若揭；道德之有益于社会，也是显而易见。孔孟之可贵，就在于将此二者进行了有机结合，使其尽量不至于曲高和寡或同流合污。所以，孔子才讲乡党之情，孟子才有恻隐之义。其用心良苦，在于尽可能使执行者心甘情愿。但完全心甘情愿，那是圣贤也不可能达到的。这，便是隐藏于舍生取义背后的，那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苦衷。圣贤最了解道德之难为，故此，倾其一生之努力，圣贤都在保全道德当中的本真。虽无法全真，亦尽量保真。
而针对道德之虚伪而轻忽道德者，如范美忠，皆有圣贤求真之苛，只是无圣贤悟道之能。在社会舆论压力之下，甚至从原本无伤大雅的轻忽道德，一跃成为反道德。若圣贤有知，怎不唏嘘？
入魔者，原本离道不远。不过，恰似身在高山之巅，跨半步之遥，便坠深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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